黃花崗起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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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 |||||||
![]()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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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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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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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 | |||||||
約上萬人 | 120餘人 | ||||||
伤亡与损失 | |||||||
86人陣亡 |
黃花崗起義,又称第三次廣州起義、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东省廣州市發起的一場起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是武昌起義成功的前奏。
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教育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及血气方刚的年轻新锐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从20世纪初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起,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不大的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敌我力量悬殊而归于失败。[3]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死亡逾百,又遭失败。连续的挫折,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精英孤注一擲,在广州起义,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4]
1911年1月,黄兴、赵声、胡汉民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並在當時的香港屯門青山農場策劃起義,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作准备。
4月8日,统筹部召集会议,会议议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宣統三年三月十五日),计划十路大军攻打广州:第一路由赵声率领江苏军攻打水师行台;第二路由黄兴带领南洋、福建同志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驻所);第三路由陈炯明领东江健儿堵截满界;第四路由朱执信领顺德队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徐维扬领北江队伍进攻督练公所;第六路由黄侠毅领东莞队员打巡警道;第七路由莫纪彭领军策应徐维扬、黄侠毅两队;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领陆军响应;第九路由洪承点派队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刘古善领队分途攻守[5]。
因同盟会会员南洋华侨温生才4月8日同天单独行动,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以及吴镜运炸药被捕,原定起义被迫改期。
4月23日,起义组织者在两广总督轅門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赵声任总指挥(留守香港),黄兴任副总指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4月27日(宣統三年三月廿九)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餘名敢死队人员攻打总督轅門、小北门、巡警教练所和守南大门。黄兴首先發難,連發三彈,率队攻入总督轅門,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張堅白。不料张氏越墙逃遁。由於清朝部隊人數眾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各路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後失败。黄兴侥幸脱险。由於实际起义以黄兴率部为主,黄兴为实际起义领导人。赵声、胡汉民廿九日率200先锋队员出发,三十日凌晨抵达广州城外,但是大势已去,遂返回。
事後,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东黃花岗,後改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陈文友等姓名共86人,但至今仍習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評價了黃花崗之役:
“ |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 ” |
—— 孫中山, 黃花崗烈士事略序 |
但其實这事件对清政府影響不大,两广总督張堅白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6]
為紀念此次起義,陽曆3月29日後來被中華民國政府定為青年節;不過,實際上真正的起事時間是農曆3月29日(陽曆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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